2019年，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》，试图为基层干部卸下文山会海的沉重枷锁。然而，数年过去，这份文件似乎更像一面旗帜，高高飘扬却难见实效。形式主义不仅未被根治，反而在某些领域愈演愈烈，化作一出符号游戏：文件、政策、口号成为行政意图的空壳，内容被忽视，执行变味，基层负担未减反增。这不仅暴露了行政执行的虚浮本质，也让我们看到，当政策沦为符号，社会信任与治理效率付出的代价有多沉重。
符号的诞生：政策为何沦为“道具”
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》甫一出台，便被寄予厚望。文件明确提出要精简会议、减少文件、优化考核，目标直指基层干部的“痛点”。然而，现实却颇具讽刺意味。基层干部反映，减负文件下发后，地方为落实“减负”精神，反而新增了大量汇报材料、检查表格，甚至专门成立“减负办公室”，以形式主义对抗形式主义。据《中国纪检监察报》2023年报道，某县为落实“减负”要求，组织了数十场专项会议，基层干部疲于应付，工作效率不升反降。
这种“以形式治形式”的怪象，根源在于政策被简化为符号。文件本身不再是解决问题的工具，而成为上级展示决心、下级表态忠诚的道具。无论是文件的字面内容，还是其背后的治理意图，都被执行中的层层加码扭曲。基层干部被要求撰写“减负心得”、填写“减负日志”，这些行为与文件初衷背道而驰，却被包装成“贯彻落实”的成果。符号的空洞化，让政策执行变成了一场没有实质的表演。
杨景媛事件：符号化执行的极端缩影
形式主义的符号游戏不仅存在于行政领域，也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。武汉大学杨景媛事件便是典型例证。2023年，杨景媛在图书馆指控本科生肖某某“性骚扰”，通过拍摄视频、逼迫对方写下道歉信等手段，将事件推向舆论漩涡。武汉大学迅速对肖某某处以记过处分，却未提供明确证据。2025年7月，法院判决肖某某的行为仅为因皮肤病抓痒，不构成性骚扰，杨景媛的指控被驳回。然而，她不仅毫无悔意，还高调炫耀保研香港浸会大学、通过司法考试的成就，其硕士论文随后被曝出数据造假、虚构法律文件等问题。
杨景媛事件之所以引发众怒，不仅在于其个人道德的缺失，更在于其背后折射的符号化执行逻辑。高校在事件初期选择“速战速决”，以“零容忍性骚扰”的姿态快速处分肖某某，实质上是在用“政治正确”的符号回应舆论压力，而非基于事实调查。这种符号化的处理方式，不仅毁掉了无辜者的学业与人生，也让公众对高校的公平性与学术诚信产生质疑。杨景媛的论文风波进一步暴露了高校在学术管理上的形式主义：导师签字、论文答辩形同虚设，学术成果成为个人谋利的符号，而非知识的结晶。
形式主义的代价：信任崩塌与效率流失
形式主义的符号游戏，看似无害，实则代价高昂。首先，它侵蚀了社会信任。杨景媛事件中，公众对高校的失望、对“女权”叙事的质疑，源于行政与学术机构在关键时刻选择了符号而非真相。当政策执行只求“过得去”，不求“过得硬”，基层干部与普通民众对制度的信任逐渐消磨。据2024年一项社会调查，近60%的受访者认为政府文件的实际效果远低于宣传预期，形式主义是主要原因之一。
其次，形式主义导致治理效率的严重流失。基层干部被繁琐的报表、会议、检查绑架，真正用于服务群众的时间被压缩。2023年《人民日报》曾报道，某乡镇干部一年需填写上百种报表，平均每天花3小时应对“形式主义任务”，实际工作时间被挤占殆尽。这种“忙于应付”的状态，不仅降低了行政效率，也让基层干部士气低落，工作热情消退。
最后，形式主义的泛滥还加剧了社会对立。杨景媛事件中，性别议题被符号化放大，部分网民将事件上升为“女权滥用”的批判，另一部分则固守“保护女性”的立场，双方争论完全偏离事实本身。类似的情绪化对立，在“减负”政策的执行中也有体现：上级指责基层“落实不力”，基层抱怨上级“政策空转”，彼此推诿，问题却无人解决。
走出空壳：从符号回归实质

要打破形式主义的符号游戏，需从以下几方面入手：
聚焦问题本质：政策制定与执行应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，而非追求表面政绩。减负政策需明确可量化的目标，例如减少会议次数的具体指标，并建立第三方监督机制，确保执行不走样。
强化问责机制：对形式主义行为，如“以会议落实会议”“以文件落实文件”，应严肃追责。杨景媛事件中，武汉大学对草率处分的反思不足，对学术不端的纵容更显治理漏洞。高校与行政机构需建立透明的调查与问责流程，避免符号化决策。
鼓励基层创新：基层干部最了解实际问题，应赋予他们更多自主权，减少“一刀切”的政策要求。2024年，浙江某市试点“无会月”，取消非必要会议，基层工作效率显著提升，值得推广。
引导理性舆论：社交媒体应加强对情绪化内容的监管，鼓励基于事实的讨论。杨景媛事件中，网络暴力的泛滥加剧了社会撕裂，媒体与平台需承担更多责任，引导舆论回归理性。
结语
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》本是一剂良药，却在执行中沦为符号，折射出形式主义的顽疾。杨景媛事件则如一面镜子，映照出符号化执行在学术与社会领域的破坏力。当政策、文件、甚至个人行为都成为空洞的符号，社会付出的不仅是效率的流失，更是信任的崩塌。唯有让执行回归实质，让政策服务于人，而非服务于形式，社会才能摆脱这场空壳游戏的桎梏，焕发真正的活力。